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易建强刚刚错失了一次科技成果转化的机会。2015年，深圳一家公司对他的无人机系统及视觉识别技术表示了浓厚兴趣。

从2017年1月开始，易建强便陷入了科技成果国有资产价格评估所需要的各项琐碎工作中，在超过半年时间里，他不断向第三方评估机构递交各种材料，最终熬到意向公司自身资金出现变化，这次转化也不了了之。

这一事件的发生，让易建强将《改进科研成果转化手续的建议》，作为其今年全国政协会议的提案之一。他在这份提案中表示，“现行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规定严重影响到科技成果转化进程”。

这不是今年两会唯一一份有关科技成果转化的提案，事实上，此次会议，多份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均指向了科技成果转换的不同症结。全国政协委员、中关村智造大街CEO程静在提案中建议打造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生态服务平台;全国政协委员、搜狗CEO王小川在一份提案中建议科研资金向具有科研和转化实力的企业、机构倾斜。

让科技成果转化备受关注的原因是：在中国新的经济形势下，市场对于科技这一生产要素的需求度正在不断增加——2016年中国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万亿大关，2017年技术合同再增17.68%，超过1.3万亿;但另一方面科技成果转化率依然令人担忧，一个时常被引用的数据是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换率往往不到10%，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特别是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率是一个系统工程，也非“一政一策”可以完成。从前期科研资金投入方式、高校估体系;中期的中试、产业化开发投入，市场需求对接，价格评估、产权明晰;到后期的税收优惠，种种环节均被认为尚有优化空间。“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程静表示。

科研人员：改进科技成果转化手续

2015年，易建强有关无人机系统和视觉识别的技术被深圳一家科技企业所青睐。

协商过后，一个初步的科技成果转化方案形成：这项技术转移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深圳公司以1000万的价格受让这一技术;另一部分，易建强的团队也会进入这家公司，配合进行产业化开发，同时占有20%的股份，这部分股权易建强团队和中科院之间以5：5的形式划分。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转换案例”，易建强的一位科研领域朋友曾经对经济观察报如此评价过这一案例。

在科技成果转化时，需要对这一成果的价格进行评估——这一评估是为了确定科技成果的价格是否低于受让方的开价，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按照2016年科技部、教育部的相关规定，这一鉴定往往由第三方机构进行。2017年1月，易建强提交了第一版评估材料。

出乎易建强意料的是，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竟会超过半年。易建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负责鉴定的第三方机构往往精通于财务知识，但对于科技方面了解不足，评定方式也浮于流程，过程繁琐。

由于高校、机构科研人员在研发时往往使用了科研经费，属于职务发明。三方机构评估科技成果估值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此前这一科技成果在科技立项中花费的科研资金明细。易建强的科研成果涉及十几个专利，每一个专利的科研立项不同，有些专利的立项甚至是十年前的立项。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将每一个专利背后的科研立项中所花费的资金明细列的清清楚楚。

在此后半年的时间中，易建强与三方机构几来几往，不断补充、修改提交的资料。最终在来往间，受让企业的资金使用出现了变动，这一转化便不了了之。

三方机构的谨慎并非无的放矢，实际上此前就曾经有科研人员，未能梳理清晰科研经费的使用问题，而面临司法风险。

这一事件影响下，易建强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中提交了《关于改进科技成果转化手续的建议》这一提案，在提案中，易建强建议，取消技术转让和技术作价入股时必须将科技成果进行第三方评估的要求，同时他还建议在技术转让和技术作价入股的协议模板中，增加单位免责条款。

科技服务机构：加强科技中介的能力

在易建强的案例中，一个细节值得关注：易建强是基于个人关系与意向受让企业联系上的。这也是目前高校、机构科研成果转化的普遍途径，它意味着一个能够有力连结市场和科研机构的机制仍然缺乏。

阿里旗下的菜鸟网络在2016年开始尝试推动绿色物流，其中一项是用生物降解塑料代替目前的传统塑料包装。但是其中存在一个难点，生物降解塑料原材料成本为传统塑料的两倍，这为项目的推进增加难度。

为解决这一问题，菜鸟联合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投入了1000万，发起了一个“绿色物流研发资助计划”，希望能够征集可以在环保材料研发方面可供转换的科研项目。菜鸟方面相关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菜鸟也是在经过多方考量的基础上，选择用公开征集的方式来寻找合适的科研项目。

程静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在海外存在一些非常有力的科技服务机构和“科技经纪人”，他们熟知市场的需求和高校、机构的科研成果，并具有专业的技能，甚至对于高校教授的性格也有全面的评估，能够有力帮助科研成果从象牙塔走向市场。“科技服务企业的能力不足是目前科研成果转化的一个症结所在，现在国内的科技服务企业能做的大部分都是申请专利、申请补贴等工作，这也导致高校不知道市场需要什么，市场也不知道高校有哪些成果”，程静表示。

为此，程静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中提交了一份《建议打造国家高精尖产业研究中心构建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生态服务平台建议》的提案。在提案中她表示，需要“挖掘并解决市场需求是技术成果转化的源动力，在技术和市场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解决企业需求，释放科技资源，从而让科技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实现产业深度融合。”，同时，程静还建议“成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混合所有制平台，加速建立专业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生态服务平台”。

企业：资金向有科研和转化实力的企业、机构倾斜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科技研发的主体并不仅仅只有科研高校——在1.3万亿的技术合同交易中，企业法人作为输出主体的技术合同交易额占比已经达到88%。

但是，科研经费和科技激励政策在这些企业间的分配，仍然存在可进步的空间。“科研项目集中于一些转化能力有限，但是擅于申请科研项目的企业，导致有转化实力的企业参与度不足，进而导致了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同时，部分科研项目的研究方向与市场需求的对接不足，技术需求方无法和供给方精准对接，导致科技成果含金量不高，在成果转化应用时，无法经得住市场考验，转化受阻”，王小川表示。

搜狗公司此前也参与了一些科技部、北京市和海淀区的，例如863计划、产业发展专项、重大产业专项等科研项目，王小川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其中一些项目的商业化应用情况不错。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也看到了一些现象，这些情况导致搜狗在未来是否参与类似项目上态度更加谨慎。“比如，流程上存在一些不便，课题申报过程时间要求较紧张、多数企业不擅长政府项目的行文方式。这些流程的问题，也是造成科研项目集中于一些擅长申请国家科研项目的企业，常年占据大量经费投入的原因之一。甚至，还滋生了为企业套取科研经费的灰色中介。进而造成遴选科研项目申报企业时，未能将科研项目经费向真正具有科研和转化能力的企业投入”，王小川对表示。

为此，王小川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中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创新科技研发激励措施的建议》的提案，提出了诸如：大型企业应用类科研项目补助改为事后依税收补助方式;视中小企业应用类科研项目增强成果转化评审比重;依科技成果转化效益适当减免科研核心人员个税等建议。“目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核心应该在于科技激励机制的深度优化”，王小川表示。